88必发娱乐在线
  本文摘自:人民网,作者:雪珥,原题:大清全球购:乾隆版“一带一路”实践
 
  在最高层的身体力行带动下,大清国的达官与富豪们,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消费群体,依托“一带一路”,购遍全球:以钟表、毛皮为主的奢侈品,分别经由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,蜂拥而入中国。
 
  乾隆皇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“表哥”,尤其酷爱进口的钟表。
 
  仅在乾隆四十九年(1784年),两广总督、粤海关监督等人就累计进贡钟表130件。据现存乾隆朝贡单中的不完全统计,乾隆“大表哥”收到的进贡钟表,共有3000多件,其中以英国钟表为最。后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,紫禁城内的库存钟表有431架,圆明园则有441架,可见历代收获之丰。
 
  在最高层的身体力行带动下,大清国的达官与富豪们,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消费群体,依托“一带一路”,购遍全球:以钟表、毛皮为主的奢侈品,分别经由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,蜂拥而入中国。大清国对奢侈品的强劲购买力,不仅书写着世界贸易史,甚至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 
  戴表送钟
 
  1793年,到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拜见了乾隆,献上了精心准备的礼品。不过,乾隆似乎对贡品看不上眼。
 
  这些贡品包括:200匹呢料;2台大望远镜;2支气枪;2支漂亮的猎枪,其中一支嵌金,另一支镶银;2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,可一次连射8发子弹;2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,每箱装7匹;2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。
 
  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英国人:“那些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,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,奇特的转动喷泉钟,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,人形自动木偶等。神父们就怕一句话,就是皇帝对他们说:‘好,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,那么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!’”(《停滞的帝国》)
 
  的确,对于西方的“奇技淫巧”,大清帝国的领导核心一点儿都不陌生。从康熙皇帝开始,帝国的领袖都是大“表哥”。为此,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“做钟处”,仿制西方的钟表。这个机构聘用了大量外籍技工,多是有着专门技能的传教士,因之成为帝国实际上最早的开放特区。老外们为帝国的戴表送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,这也帮助了他们获得一定的传教空间。“表哥”们出于对钟表的酷爱,无论在坚守“自力更生”还是防范和平演变方面,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。
 
  上有所好,往往是最大的广告。康雍乾时期,钟表已经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家庭必备几大件之一——当然与草民无关。《红楼梦》里就有相当文字描绘到了钟表。彼时的中国,是全球最大的钟表进口国。著名贪官和珅的家中,就有大时钟10架,小钟表300余架,洋表280余块,处处提醒他要与时俱进。
 
  在诚恳地热爱着西方科学的康熙手中,钟表进口和制作尚可算是改革开放、虚怀若谷的象征,康熙根本就不吝啬对这一西方先进技术的赞美之词:“昼夜循环胜刻漏,绸缪宛转报时全。阴阳不改衷肠性,万里遥来二百年。”
 
  雍正时,名贵钟表成为笼络权臣的工具。年羹尧就曾被赏赐一只自鸣钟,“喜极感极”,雍正却还在不断煽情:“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,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。”可不久,年羹尧被雍正赐死,送钟成了送终。
 
  到了乾隆朝,戴表送钟不再是为了对科学的兴趣,也不再是为了团结干部,俨然成为纯粹的奢侈品和权势的象征,成为帝国有产阶层或者有权阶层的时尚。
 
  精明的洋人们,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,一些专为中国特制的钟表便应运而生。
 
  这些特供钟表,有的在时间读数上做文章,用“子丑寅卯”代替罗马数字;有的在雕刻工艺上做文章,用瑶池蓬莱代替西洋天使……搞出不少中国特色。紫禁城里的特供,当然更是登峰造极。配备了外籍技术人员的“做钟处”,根据最高领导人的喜好,对西洋钟表进行特殊的改造。如1752年,乾隆要求对一台乌木架葫芦形时乐钟进行技术攻关:“著西洋人将此钟顶上想法安镀金莲花朵,逢打钟时要开花,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。”(《内务府造办处各成作活计清档》,简称《活计档》)
 
  英国人曾向乾隆敬献了一台能写字的机械人钟,可写“八方向化、九土来王”八个汉字,后来,又有人敬献了能写“万寿无疆”四个汉字的机械人钟。自此,对它们进行升级,书写满、蒙、藏字,就成为乾隆皇帝交给“做钟处”的技术课题及政治任务。1785年的《活计档》记载:“传旨:含经堂殿内现陈设西洋人写汉字‘万寿无疆’陈设,著汪达洪(法国人)想法改写清语(满文)‘万寿无疆’四字,钦此。”
 
  皇家的特供钟表精益求精,民间就未必了。中国人的奢侈消费,成了老外奸商发财的机会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物主管约翰·巴罗记载道,一位东印度公司的英国雇员认为,布谷鸟自鸣钟能在中国畅销,于是,定制了一大批,果然销路极好。但是,“这些木制的机械仅仅是为销售而非使用而造,早在这位先生带着第二批货到达之前,就都成了哑巴钟。”他的钟不仅卖不出去,先前的买主还威胁要退货。但是他灵机一动,不但安抚了先前的买主,而且找到了第二批货的买主。他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姿态告诉他们,布谷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鸟,只在一年中特定的季节才叫。他还向他们保证,合适的时刻一到,他们买下的所有布谷鸟都会再度歌唱。
 
  巴罗没有记载最后的结果,估计精明的英国人捞一把之后,再也不会来推销第三批货了。此类糗事,对来自西洋的奢侈品行业,冲击自然不小。巴罗感慨说:“那些特地为中国市场而生产的工艺平常、华而不实的钟表,一度曾非常抢手,如今已无人问津。”
 
  在巴罗看来,奸商绝非中国的特产,当欧洲人用特供品欺骗中国人后,“中国人有时以木制的火腿冒充真货欺骗欧洲买主,也只能说是以其人之道、还治其人之身了。”
 
  不可否认,商人在中国的确“只要有机会、有办法,就会欺骗”,巴罗认为其原因是:“在这样的国度里,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……于是荣誉感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。一个奴隶是没有荣誉可被剥夺的,依赖并受制于他人,没有权利申述,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侮辱。不幸陷入这种境地的人,不会有更大的羞辱感了。这种处境的恶果是数不清的,显现存在于这个以风度优雅和政治文明著称于世的——我认为是名不副实的——民族的一切方面。”
 
  这或许才是大清国回馈给世界的特供专品?
 
  核心技术
 
  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中,有一台巨型玻璃枝形吊灯,要装饰在圆明园内。
 
  这个吊灯,有数百个部件,相当复杂。英国人原先还想带着技师前来安装,以免没见过洋玩意的中国人出洋相。却没想到,两个中国工匠只用了半小时就将吊灯拆散,又用半小时顺利装上。
 
  如此超强的动手能力,令英国人惊叹。
 
  使团的贡物主管巴罗说:“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是,广州的一个中国人第一次见到欧洲钟表,就成功地仿造出一只来……现在,他们以三分之一的费用大批生产这种精巧的机械……中国人的头脑聪颖敏捷,双手小而灵巧,天生就适合做精致的工作。”
 
  巴罗说,中国的陶器、瓷器上的花纹虽然很难看,但如果从英格兰输出一种图案,广州的工匠就一定会一丝不苟地复制出来,他们所上的釉色是他人无法模仿的。
 
  但是,英国人也发现,中国人虽然有各种丰富的经验,却从来不在经验的基础上再往前一步。比如,中国人知道用装了明矾的竹筒在河水里搅动几下,水就会马上澄清,但却并不研究为何明矾能起到如此作用;中国人用蒸汽来软化牛角,制作那种薄而透明的大灯笼,却似乎从来没有发现蒸汽被压缩之后的巨大能量;中国人从动物、植物和矿物中提取颜料,深谙调配的艺术,能创造所有的中间色,用最丰富生动的色彩染点他们的丝绸、棉布和纸张,却没有色彩理论;中国人很早就使用火药,却无法制造像样的枪炮……
 
  巴罗在赞叹中国人对钟表的成功仿造后,也感慨:“唯一需要我们提供的是主发条,因为那是他们做不出的。”
 
  在这个善于仿造的国度,对于关键技术还掌握在他人手上,似乎并不在意,尤其当这种关键技术只是用于外表所看不到的地方。
 
  那家名为“做钟处”的央企,尽管其造出的钟甚至能通过发条和齿轮的复杂运动,自动书写汉文和满文的“万寿无疆”,但是,发条用料一直只能依赖进口。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的一份奏章,就要求责成粤海关采办“广钢”2000斤,用于打造钟表需要的发条。这种弹性最好的“广钢”,就是进口产品。这一年,这家工厂实际消耗的“广钢”超过了2000斤,可见生产之忙碌,却似乎从来无人想到要在发条用钢上实现进口替代。
 
  对于中国人在细微处的灵巧,英国人嘲笑道:“目前跟欧洲相比,他们可以说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伟大,在举足轻重的大事上渺小。”而造成这些的原因,在于“朝廷傲慢自大,假装对任何新的或外国的东西都不屑一顾,对新的发明创造,不管多么精妙奇巧,他们都普遍缺少鼓励,因而极其严重地阻碍了艺术和制造业的进步。”
 
  不过,当英国人经过大运河时,看到中国人使用绞盘拖动航船,进出不同高度的河段,而不是使用水闸调节水位——尽管水闸在中国十分普遍。英国人意识到:“中国朝廷不愿意让任何形式的发明创造,夺走成千上万人获得微薄生计的机会……如果在中国为促进和解放劳动力而普遍推广机器的使用,那么伴随而来的后果将是极其痛苦的、是致命的。”
 
  英国人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残酷的中国国情:在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下,“创新”被当作了必须严控的洪水猛兽。爱民及维稳,正是帝国拒绝进步的堂皇理由。一带一路可以带来巨大的贸易量,却未必能推动技术的进步。帝国的停滞,哪里是因为自信带来的傲慢,恰恰倒是因为缺乏自信……
 
  貂皮帝国
 
  与钟表相比,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大量涌入的另一奢侈品——貂皮等高档毛皮,毕竟仅仅是原材料,没有技术含量,而在大清国显得更为普遍。
 
  甚至,在并不寒冷的广州,也流行冬天穿皮,这种大清国的奢华时尚,令到访的老外们很惊奇。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安德森记录道:“(广州)居民服装与我已经叙述过的无异,使我惊异的是,这城市虽已靠南,离北京很远,而在这冬季气候依然很冷,居民要穿上皮衣:这种衣服显然不单是一种奢侈品,或限于上流人士,因为我们所见的皮衣服装店很多,店里的皮料很丰富,如豹皮、狐皮、熊皮和羊皮都有。这些皮料装得很好,缝成外套,皮毛是向内的。”(《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》)
 
  安德森的观察并不够仔细,比他晚了12年(1805)到达广州的俄国“涅瓦号”舰长尤里·利相斯基,就看到了更多的细节:“(广州人)冬季视自己的生活状况,一些人缝制了皮上衣,另一些人只将袖口和领子缝上毛皮。为此需要大量的海龙皮(海獭皮)、貂皮和黄貂鱼(海狗)皮。”(《涅瓦号环球旅行记》)
 
  广州人穿裘,并非如安德森所想象的,这座南方城市居然也有寒冬,而是纯粹为了时尚。利相斯基所看到的“一些人只将袖口和领子缝上毛皮”,正是广州式穿裘的主流:既赶上了潮流,又显示了奢华,也不至于在暖冬裹着一身毛皮,死要面子活受罪。
 
  这种时尚,叫做“衣缘皮”——衣服边缘上的毛皮装饰。《清稗类钞》记录道:“广州地近温带,气候常暖,所谓四时皆是夏,一雨便成秋也。极冷时,仅需衣棉。光、宣间(光绪、宣统年间)则稍寒,亦有降雪之时。然官界为彰身饰观计,每至冬季,则按时以各种兽皮缘于衣之四围,自珠羔至于貂狐,逐次易之,俨如他省之换季然。”
 
  官场穿裘,最初并非为了炫富。中华帝国向来将服饰作为区别不同等级的工具,类似军衔,清政权则将其传统的毛皮服饰带入了“公务员着装规定”中,不同级别的官员所穿毛皮种类,都有严格制度,甚至,换季的顺序也被详细规定,统一更换,不得错乱:“衣冠定制,寒暑更换,皆有次序。由隆冬穿貂皮起,凡黑风毛袍褂,如玄狐、海龙等,皆在期内应穿;由此换白风毛,如狐皮、猞猁、倭刀之类;再换羊灰鼠、再换灰鼠、再换银鼠、再换寒羊皮,皮衣至此而止。”(宗彝《道咸以来朝野杂记》)
 
  官场对毛皮的极大需求,刺激了毛皮的进口。世界上最大的毛皮出口国是俄罗斯,而俄罗斯最大的出口对象就是中国。毛皮也是中国从陆上丝绸之路进口的最大宗商品,中俄之间的贸易,被严格规定为易货贸易,不得动用货币,易货的大宗产品就是毛皮换茶叶。
 
  上层官员的事先垂范,以及毛皮通过“一带一路”的大量进口,最终促成了穿裘从“贵贱”之别向“贫富”之别的跳跃,服饰的规制屡有突破。到乾隆时期,富者穿狐裘、中产阶层穿羊裘已成时尚,道光年间一些地方甚至“男人俱是轻裘,女人俱是锦绣”(李光庭:《乡言解颐》)。为了追逐时尚,一些超常规的手法也应运而生,比如一件皮衣分两截、“上截之皮必较逊于下截”,上截用一般的羊皮,下截则用猞猁、貂、狐、灰鼠、银鼠等好皮,因为“下截为人所易见,可自炫也”。(《清稗类钞》)冬季并不寒冷的广州,穿“衣缘皮”也就与时俱进地成了时尚。
 
  毛皮地缘政治
 
  追寻毛皮,不仅是推动俄罗斯东进、尤其挺进美洲大陆开辟殖民地的重要动力,也大大加剧了英、法、美等国在美洲大陆上的竞争,其中争夺美洲毛皮资源销往中国市场是主要的经济动机之一。清代中期,国人对于美洲大陆的兴趣点,主要在毛皮这种奢侈品上。《万国地理全图集》曾记载,美洲“西北各地皆英吉利、俄罗斯各商占据,捕野兽、用其皮。其中海虎等皮最贵,大半销于广东”。
 
  毛皮,因此成为中国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口的最大宗商品,甚至,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——这大约是乾隆推行“一带一路”所料想不到的多米诺骨牌。
 
  受影响最大的,是美洲的印第安人。
 
  在开拓美洲大陆的欧洲人看来,印第安人基本都是碍手碍脚的土著,为了夺取他们的土地,需要对他们采取冷酷的铁血政策,所谓“印第安人和森林一样,是文化进步的敌人而应加以消灭”,“一个好的印第安人就是一名死去的印第安人”。
 
  但是,以大清国为最主要客户的毛皮生意除外——没有印第安人协作捕猎和剥制,欧洲人的毛皮生意根本无法进行下去,这是“作为商人的白人和作为狩猎者的黄种人之间所进行的一项合作”。研究美洲的学者们也指出:“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,印第安人对欧洲物品的渴望,和欧洲人对印第安毛皮的渴望,是商人与美洲西北地区的土著人之间的‘友谊’的唯一基础。”
 
  这种协作,令殖民主义的“技术含量”大大提高:早期西班牙和荷兰“杀鸡取卵”式的掠夺,激起了印第安人的敌视,因此尽管这两个国家在美洲占有巨大的殖民地,却难以开展毛皮贸易,只能继续关注最为传统的金银的开采和掠夺。这为法国人留出了巨大的空间。精明的法国人发现,金银之外,毛皮也是美洲大陆上真正的“软黄金”。为了稳定地获取这些“软黄金”,也为了在与他国争强中获取土著人的支持,法国在美洲实行了“怀柔”政策,不仅与印第安人和平相处,甚至还鼓励通婚,并因此诞生了一个新的种族“梅蒂人”,至今仍是加拿大比较重要的少数民族。
 
  有了印第安人的大力协助,法国人在最初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,垄断了美洲的毛皮贸易。资料表明,1695年法国的毛皮产量,是其他列强总和的4倍。这不仅为他们赚到了巨额利润,而且还大大帮助他们巩固了美洲殖民地,一些印第安部落甚至拿起枪杆子,参与法国人与其他列强的战争。
 
  随着英国人在美洲的崛起,法国人遇上了劲敌,两国在1756年爆发的“七年战争”,争夺毛皮资源是很重要的导火线之一。难怪英国人要不惜代价,英国在北美的“海湾公司”,前20年里年均分配股息居然达到298%。
 
  英、法殖民者对毛皮贸易的重视,令当地印第安人多少有点“渔翁得利”:不仅获得了略好一些的对待,也从毛皮贸易中分享了不小的好,休伦族、渥太华族甚至转型为毛皮贸易中间商,一边与欧洲人交易,一边则用欧洲产品同生活在内陆地区的其他印第安部落进行交易,两头通吃。
 
  推动欧洲人在这片新大陆上不断西进的最主要动力,最初并非金银,而是毛皮这种“软黄金”。而围绕毛皮贸易所建成的无数毛皮商栈,则成为美洲新式城镇的雏形。
 
  毛皮贸易影响地缘政治的第二个显著表现,是英国与新生的美国之间的关系。
 
  大清国的毛皮消费者们,支撑着这个并不庞大、却有着暴利的行业。俄、美、英、法诸国,为了争夺毛皮,数十年间,居然导致了海獭、海豹等濒临灭绝。到19世纪40年代、暨鸦片战争前后,北美的海狸皮捕猎彻底成为历史。
 
  导致美洲大陆生态极剧变化的,不仅仅是出于纯商业目的的猎杀,也在于国际政治的无情政策——为了阻止新生的美国向西扩张,英国在北美的殖民机构“哈得逊海湾公司”(Hudson’sBay),于1820年在落基山西南部地区推行“焦土政策”(scorched-earthpolicy),将一切带毛皮的野兽不分大小,一律屠杀。他们认为,美国人西进的主要动力,是毛皮的暴利,如果毛皮资源都遭到毁灭,大约能令美国人失去兴趣。
 
  推行这场“焦土战争”的,是绰号为“小皇帝”的哈得逊海湾公司总经理辛普森,在他任内,成功地与俄国人签订了条约,令其公司得以深入俄属美洲获取毛皮。他坦言,在落基山西南部推行“焦土政策”,并非商业上的考量,而是政治上的需要。
 
  为了追逐毛皮而进入这一区域的,主要是所谓的“美国山地人”,以英裔美国人为主,也有一些法裔,不少都是白种人与当地印第安人混血的“梅蒂人”。虽然只有1000多人进入,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却覆盖了100多万平方英里,客观上对新生美国的领土扩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 
  英国派遣了一位老资格的“西北人”欧格登,率领英军执行“焦土政策”。此人的名言就是:“无法无天很必要”(Necessityhasnolaws),在6年的时间里,这支军队不仅屠杀了区域内的毛皮野兽,也屠杀了大量的“入侵”此地的“美国山地人”及土著印第安人,成功地令美国西进运动迟滞了将近20年。
 
  “焦土政策”的效果是显著的,当1848年美国人终于占领这个地区时,用毛皮制作牛仔们的帽子,已经不再时尚——不是潮流变了,而是毛皮资源几乎枯竭了。
 
  生态灾难不仅仅毁灭了海狸、海獭、海豹等名贵毛皮动物,还殃及其他。殖民者到达之前,北美约有4000多头白尾鹿,但到19世纪末,濒临灭绝;连草原上似乎无穷无尽的野牛,也从上千万头,迅速锐减到了1874年的200头。
 
  曾经因毛皮贸易,而受到了白人怀柔“优待”的印第安人,在协助殖民者们灭绝了这些动物资源后,自己也就成为这盘大棋局中的“弃子”,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砝码,正应了当年一位印第安老人的感慨:“我们如今不费力地去屠杀海狸,变得很富足,但很快就会变穷。”
 
  毛皮贸易影响地缘政治,第三个显著表现就是刺激俄罗斯扩张海洋力量。
 
  毛皮的暴利,吸引各国加入争夺,1787年奥地利的“帝国之鹰号”、1791年法国的“强壮号”,都随着英美,开始在美洲与中国之间做起了毛皮生意,广州港的毛皮进口数量,不断攀升。深感威胁的俄罗斯人,不惜动员国家机器,加大对远东及北美地区毛皮的控制,这导致了“俄美公司”——一家类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企业——的诞生。但是,这并不能改变俄国人最大的软肋:交通。俄国商人在北美收购的毛皮,须经格陵兰岛,由海路运往鄂霍茨克,然后再走陆路运往恰克图。这条道路十分艰难,有时居然要走足足2年。相比之下,英美法等国商人,从北美洲直航广州,往返仅仅需要5个月。更为关键的是,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,远离中国的人口中心,在市场辐射能力上完全无法与地处珠三角的广州相比。这导致了俄国对华出口的支柱有坍塌的危险。
 
  在毛皮争夺战中日益被动的俄罗斯人,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广州,试图开辟从圣彼得堡直达广州的海上商路,这促成了1803年8月开始的俄罗斯首次环球航行。尽管这次环球首航在技术上十分成功,在商业上却惨遭失败——大清政府严词拒绝与俄罗斯进行海路贸易,并处分了相关的广州官员。
 
  尤其令俄罗斯人郁闷的是,由于他们总是在恰克图挑战各种规定,激怒了乾隆皇帝,先后3次下令关闭恰克图口岸——最后一次,从1785年到1792年,居然关闭了长达8年之久。而这为欧美毛皮商人的趁机崛起提供了机会,俄美公司在1800年的报告中感叹:“大量皮货经多次转手输入广州,由这里运销全中国,使我们在恰克图的便宜买卖大受打击,最后很可能关税枯竭。美国人说,恰克图闭市使他们受益,皮价可以抬高两成。”
 
  第四个表现,就是加快了新生美国的经济独立。美国独立后,第一艘对华直接贸易的商船“中国皇后号”,在其1784年的首航中,所运载的主要货物,也是毛皮。恰克图中俄贸易中断之后,美国人获得巨大的发展良机,据美方资料,自此到19世纪30年代,美国总共给广州输入的毛皮价值,高达1500万~2000万美元(折合如今30亿~40亿人民币),中国高端人群对于奢侈品的酷爱和强大购买力,成为年轻的合众国的经济“加油站”。
 
  据美国学者估算,从1805年到1834年,广州口岸进口的美洲毛皮,价值400万银元(约合如今5.76亿元人民币),金融在广州的进出口总额中比重并不大,但是,数量足足有16万张之多。毛皮的第一大供应商是俄罗斯,他们的最大主顾也是中国。毫无疑问,对于北美毛皮产业来说,中国的需求是最大的动力。
 
  列强们竭泽而渔,耗尽了北美的毛皮资源,自此,无论南方的广州港,还是北方的恰克图,进入中国的毛皮越来越少。通过“一带一路”涌入中国的主要商品,从达官贵人的奢侈品,终于开始转向了一种根本性转变大清国运的舶来品——鸦片……
 
 
 
 
服务信息
2016号歼20原型机首飞成功

2016号歼20原型机首飞成功

空军新型高级教练机公开秀技 可做舰载教练机

空军新型高级教练机公开秀技 可做舰载教练机

将军一路走好!最后一位开国中将张震生前旧照

将军一路走好!最后一位开国中将张震生前旧照

日本最高防卫预算都用来买啥?

日本最高防卫预算都用来买啥?

设计师幻想未来超音速无人机

设计师幻想未来超音速无人机

苏俄系航母标注

苏俄系航母标注